牌匾和匾额 薛元明｜老匾额里的家国情怀

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中国社会有着随处可见的熟悉的老牌匾，让人见了就难以忘怀。 它既是载体，又是符号； 它既是一种装饰，又是一种文化； 风景也是一种记忆。

但要注意的是，“牌匾”前面有一个“老”字，这意味着牌匾正在离我们远去。 别小看这块小牌匾，它蕴藏着家国情怀。

北京东岳庙“祭代宗”

所谓“边”就是“边”，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为：“边，科，出自户籍。户籍亦是科门文字。” “e”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的解释是：“韠，韠。从页上，各声，字亦曰‘前’。” 严格来说，“blai”和“”是有区别的。 从款式上来说，横的称为“匾”，竖的称为“额”； 从适用范围来看，用于表达经文意义和情感的属“布莱克”，用于表示建筑物名称和性质的属“量”。 但两者习惯上是一起使用的，当挂在门屏上作装饰，反映建筑物的名称和性质，同时也作为表达个人原则和情感的载体形式时，统称为牌匾。

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，匾额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。 它起源于周秦，萌芽于汉魏，逐渐流行于唐宋，盛行于明清。 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是谁发明了这块匾额。 据史料记载，三千多年前，周文王筑台祭天。 被命名为“灵台”，是最早匾额的原型。 官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。 秦始皇确立了“理事、考实、记名”的治国理念。 他在统一六国文字的同时，还规范了不同的命名形式，从而确立了匾额的官方性质和用途。 领先地位。

顺治的称号“清正廉洁”

匾额的广泛使用始于汉代禁制的颁布。 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汉高祖六年萧何题写的“苍龙”“白虎”匾额。 自西晋以来，匾额就成为贵族家庭用来标记门扉的标志。 金朝南迁后，进一步蓬勃发展，演变为崇尚祖训、铭记历史、注重家教、珍视名事的文化。

经过漫长的岁月，牌匾逐渐演变为官方的和私人的两种。 民间匾额直到唐朝末年才正式出现。 当时，村制被废除，人们可以在街上开店，挂出自己的牌匾来招揽生意。 到了宋代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，匾额也增多了。 宅邸正门上放置了一块牌匾，成为宅邸的象征。 此后，牌匾申请陷入低谷。 “匾额遍地”的盛况在明清时期再次出现。 匾额、牌坊成为最高统治者表彰功绩、孝道、有德之人的重要形式，只有皇帝下旨或许可才能建造。 从此，门匾取代了古代官员用来宣告豪门身份的“宫庄”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，演变成了美观、实用、相对固定、受到千家万户喜爱的各种形式。 。

康熙题“千古之师”（国子监，北京）

康熙墨迹“千古为师”

这里有大量历代遗留下来的匾额，有官匾、寿辰匾、门匾、庭院匾、牌坊匾、商号匾、书房匾等，最常见的有：一是数量相当多。现存牌匾的数量，主要用于房屋、住宅和其他殿堂名称。 它们用来表达愿望和美化，如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》。 二是牌坊上的匾额，通常用于表彰乡镇，如“忠于家庭”； 它还具有警察功能，如岳王庙的“还我江山”； 还有的官员表达自己作为官员的初心和抱负，并悬挂牌匾以告知公众。 以此为鉴戒，勉励自己，如“明镜高悬”、“公正廉洁”等。 第三个是生日、喜庆的，也不少，如“春轩”。功茂”和“树德堂”。 四是商业发达地区的老字号，如北京的“同仁堂”。 第五，有文人题字的牌匾，具有文学性或格言性。 比如，林则徐的书房挂有《控怒》，告诫自己待人处事要冷静、谨慎； 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、“吃亏是福”两块匾额，更是脍炙人口。 流传广泛，为世界所熟知。 此外，还有琳琅满目的各类科举牌匾、风景名胜、园林古迹牌匾，无不为山增添色彩，为江河增添光彩。

康熙题词“澄清夙愿”

康熙为桐柏县怀都寺题写“灵都安澜”

这块牌匾看上去很普通，但实际上却很不寻常。 它因平常而平凡，但不同寻常的是，它历经数百代，为巩固民族团结、维护社会稳定、传播文化道德发挥了巨大作用。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，真正意义上的匾额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被颁布实施。 秦代《会稽石刻》记载：“秦始皇临朝，始定刑名，示旧印”。 “显旧印”四个字明确了匾额的地位和使命。

匾额的出现最初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。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，每一个亭台楼阁，都有一块不可缺少的匾额，装饰在门屏的上方。 古时候，城门被称为“横门”，是个人领地的象征。 在使用初期，牌匾通常只写明建筑物的名称。

乾隆题字“辟雍”——皇帝讲学的地方，北京国子监孔庙

悬挂牌匾的地方位于庭院中央，庄严肃穆、雄伟壮观。 放置时要选吉日，祝贺亲友，燃放鞭炮，展现隆重的礼仪文化。 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牌匾除了原有的象征功能外，逐渐增加了励志、颂扬、表彰、家训等宣传教育内容。 制作工艺上也会集中各个时代的最佳工艺，使牌匾得以逐步发展。 它已成为融多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体，形成了特定而多重的历史意义、人文内涵、多重功能和艺术价值。

匾额世代相传。 首先，它们作为国家制度的沟通媒介，展现了中华古代文明中的“序”和“礼”。 它们包含多种功能。 基本功能是识别名称。 道德功能包括启蒙和训诫世人。 商业功能指向求福、建立家庭，而文化功能则侧重于增强志向，特别是“宣传教化”，可以纠正社会政治秩序，规范伦理道德，用于奖励和炫耀。远古时代。

乾隆题字“真有趣”

《后汉书·百官》云：“三长者，主教化。凡有孝子、听孙子、处女、妻义者，施以财物，济济有难者，或读书人为人民服务的模范，都会向家人施以恩惠，以弘扬善行。” 同时，匾额的广泛流通与其所形成的独特美感是分不开的。 所谓“以艺育人”，匾额的文字内容、文学风格、意境共同呈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。

千百年来，匾额集诗词、书法、篆刻、建筑艺术为一体，融人、书法、印章、雕塑、色彩、文学、历史于一体，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。 、民俗风情等，成为中华文化领域的一朵奇葩，发挥着补充和验证历史的作用。 可以得到笔的精髓。”

追溯本源，匾额创作的理论依据是孔子“名正言顺”的“名学”思想。 “正名正政”所蕴含的理念逐渐被引入匾额中。 匾额多为长方形，高悬于门上方正中，标志着正统、正统、正气、正气。

牌匾的外观、形状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所写的文字：一是内容，充满文采，简洁凝练；二是内容，充满文采，简洁明了； 二是书法，匾额大字，雄浑威严。 匾额是汉字最精致的结晶，是中华文化的高度概括。 字数不多，一般是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字，但包含了自尊、天人合一、正义、八方融为一体等思想，有时甚至更多。 它能彰显民族精神和家风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。 如果说牌匾是“古建筑的眼睛”，那么文字就是“牌匾的灵魂”。 汉字是有灵性的、神圣的。

慈禧的卷轴匾上刻着“恩膏正当时”

《太平广记》中有记载，凌云台始建于三国魏明年间。 韦旦受命书写“提梆”二字。 因为“他错误地先把名单钉在了上面而没有刻下，他用笼子和绞盘的长绳做了一个盛大的仪式”。 使者将其记于单上。”皇帝为了这块牌匾的完美，不顾群臣的性命。要知道，这块牌匾距离地面有二十五尺，如果再放一块，大约有几十米高。韦丹”吓得头、胡须都白了。 于是他扔笔烧了，警示子孙：“此楷书，乃家命。” 大意是，韦丹在天上挂了一块牌匾，因为恐高，头发和胡须瞬间就白了。 回到地里后，他烧了毛笔，表示不再写榜书，还在家规中写下，子孙不许读榜书，以免惹出麻烦。 传说有时含有神秘甚至神话的成分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左宗棠写下“五蕴皆空”
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牌匾上的“男”字，一般都是无钩书写。 因为根据五行，用钩竖画的“门”字就成了“火笔”，很容易引起火灾； 其次，用钩画“门”字。 “鱼钩”除了钓鱼之外，还可以钩住一切水生动物。 动物，当然包括象征皇帝的“龙”，在古代是禁忌的； 第三个原因，也是最直接的原因，就是明代中书舍人詹熙在皇宫“集贤门”匾额上书写“门”字时，因为“门”字的最后一笔”把钩拿出来，生性多疑的明太祖认为这是挡住德行之路的不祥之兆，将其斩首。 后来明朝虽然迁都北京，但这一习俗却一直传承下来。 清朝也沿袭萧、曹之规，“门”字无钩。

李玉英题写“故宫博物院”

牌匾必须有相匹配的载体，然后考虑与整个环境的兼容性。 民居常见的牌匾多采用雕刻精美的木牌，漆成鲜红，饰有金银，镶嵌在门楣上； 或者用砖雕成，四周用细条围成，然后用砖雕装饰，与门楼融为一体，融入整个房子的氛围，凸显出一种文化魅力。 匾额与对联相互呼应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 它们在古建筑中随处可见，放置在最显眼的地方。 匾额是任何重要建筑的点睛之笔。

在中国古建筑中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悬挂牌匾。 屋门上方，显得富丽堂皇。 当它们挂在大厅里时，它们闪闪发光。 加上风景点的点缀，显得更加古色古香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云台名品

曾有文章将牌匾称为“文字小品”或“装饰点缀”，将其归类为“室内陈设”，将其定位为“民俗文化”。 这无疑是极其片面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 他们将牌匾与当前的标志门混淆了。 必须要说的是，虽然两者之间有些功能很接近，但也有本质的区别。

你为什么这么说？ 大到一座老建筑，小到一块牌匾，都可能构成一个家庭甚至一座城市的生命记忆。 这种记忆不在于你是否记得清楚外表，而在于作为一种生命的印记留在你的脑海里。 如今很多时候，这种记忆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。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，拥有记忆似乎没有拥有财富重要。 其实，只有记忆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温度和重量。

华世奎题为“天津劝业场”

在熟人社会里，一个人可以从一块牌匾上获得一种存在感，甚至尊严感。 推土机摧毁的不仅仅是老建筑和街道，还有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归属感。 粗暴的城市化让很多熟悉的人分散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。 很多人的生活伦理和文化归属感被冲刷殆尽，原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共识都丧失了，导致没有了精神支柱。 。 人们与家人、自然和四个季节隔绝了。 他们追赶着时代潮流，独自徘徊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里，成为路人、陌生人。 整个社会都是快餐化的，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。 在单极秩序的控制下，我们要么集体狂欢，要么成为宅男、御宅族。 “故乡的沦陷”已成为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的集体情感。

梁漱溟为虎丘塔题写的匾额

北京的牌匾无论数量还是类型都最具代表性。 尤其是匾额，更是老北京的缩影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风格独特的牌匾在城市规划过程中遭到破坏甚至毁坏。 由于该牌匾悬挂在非常显眼的位置，是首当其冲受到破坏的文物之一。 不仅如此，北京古城门楼、牌坊、城墙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。

城市化的铁手将过去粉碎成尘埃。 最明显的就是地平线的变化。 老北京城看日出，有桥、有楼、有草、有树。 在日出的光芒中，它们散发着天空的光辉。 如今，高楼林立、高桥林立，北京的天际线很难界定。 林语堂曾在《伟大的北京城》中说过：“朝代更迭，国家易主，但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却始终如一。任何一座城市，都大于一时主宰它的人们。” ……北京的魅力不仅体现在金碧辉煌的皇宫，也体现在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的乡村田园风光。” 牌匾的消失是城市的变迁，更深层意义上是文化的变迁。

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变得越来越快。 同样的高楼大厦，同样的水泥路。 仿制、抄袭的玻璃怪物比比皆是。 建筑风格杂乱无章，很少见到某个城市真实的艺术风格和人文追求。 一个无序、不协调、没有个性的城市无疑是极其肤浅的。 由于“单一物质视觉”，有一种视而不见的“陌生感”，从而导致“视觉饥饿”，身心烦躁、疲劳。

赵朴初在南京题写“夫子庙”

理性主义和科技的力量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有序和统一的同时，人们的内心世界却陷入了困境和混乱。 城镇化、工业化、科技化、电子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，是必然趋势。 然而，归根结底，现代人并不是要拒绝现代化，而是要知道现代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它不仅需要物质的丰富，还需要精神的慰藉。

繁荣的商业经济、鳞次栉比的商铺，孕育了独特的店牌文化，它包括老字号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。 前者通过名牌、店面建筑、商业设施等物质载体体现，后者则表达的是商业价值观、商业精神、商业理念、商业道德的精神形式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

张伯英题写“官福斋”

需要强调的是，商业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牌匾大量消失的原因，而是因为电脑书法的廉价成本和大多数人的“审美误区”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书法与周围环境的配合。 性与融合。 尽管中国商人的逐利意识很强，但“商匾”的写法却历来十分讲究。 为了表示万事如意，一般用“瑞”、“祥”、“福”字； 在商业道德方面，讲求公平、信用，一般用“德”字。 、信、义、仁等词语； 为了说明数量多，用“生”、“卯”、“万”、“光”、“风”四个字。 从规模上看，一般用“元”、“太”、“洪”字； 操作上一般用龙、常、升。 使用诸如“毛”、“兴”等词； 为了顺利发展，常用“恒”、“和”、“协”、“舜”。 就时间的持续性而言，一般用“长”、“恒”、“用”三个字。 一个老字号如果没有老牌匾，无疑就是空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枉然。 如果用计算机文字来代替，时间和文化的积累就会完全丢失。

牌匾风俗不仅在中国流行，在周边国家，如日本、越南、朝鲜等国家也都盛行，这些国家彼此关系密切，深受牌匾文化的影响。 一些重要场所悬挂的牌匾仍使用汉字。 牌匾面向社会、告知大众、代代相传。 它们不仅是文化道德的载体，也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。 牌匾应用的停滞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，进而导致了道德水准的巨大下降。 这几乎是一个历史现象。 不可避免的。

何绍基题写“三苏寺”

时至今日，一块简单的匾额仍能向世人展示古人谦恭、孝顺、尊德的生活态度。 在生活日益浮躁的今天，迫切需要弘扬牌匾等传统文化，提倡修身自省。 在这个物质世界充分发达的时代，对精神栖居的思考时时困扰着我们。 从斑块的逐渐消失就能感受到小和大的区别。 一块老牌匾无疑是一部家族发展的兴衰史，而无数老牌匾的消失则意味着一座城市的面貌变得模糊。 牌匾的保存可以保持庄严的尊严和骄傲的矜持。 无论发生怎样的巨变，总能见证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巨大能量。

赵朴初题写“黄庭坚纪念馆”

发表于《艺术市场》2023年6月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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