颐和园匾额 趣话清朝皇帝的御匾

《青叶石大观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：乾隆年间，权臣和珅对其府邸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和扩建，并在庭院的竹屋深处修建了一座亭子。 他还没有为亭子题字，正在考虑为哪位名人题字。 当时朝廷中最有名的人物无疑是著名学者纪晓岚。 这《吉大衍殿》虽然口吃，样子怪异，而且高度近视，但学识却很渊博。 他又是《四库全书》的社长，也是学者流的佼佼者，所以大家都认可他的题词。 听到和珅亲自来求字，纪晓岚欣然答应，并写下了“竹芽”二字。

书法工整，文字飘逸。 它不仅与亭周围的竹林风光相对应，而且还有出处——出自2000多年前成书的《诗经·小雅·司前》“似竹芽，似松树”。 “继”，人们常用“竹芽松树”来形容家庭兴旺发达。 这是用来祝贺任何建造新宅邸的人。 于是，何先生非常高兴，就命人在额头上挂了一个亭子，向别人炫耀。 有一次，乾隆皇帝参观何府，走到亭前。 他看到铭文，捻着胡须轻笑，和珅却不懂。 乾隆皇帝笑道：“你被吉大烟殿戏弄了，他在骂你全家都是白痴！” 从此，何先生对纪晓岚恨之入骨。

也只有纪晓岚这样优雅的人，才能做出如此优雅的事情，用牌匾来捉弄人。 不过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匾额艺术的发展。

匾额起源于秦汉时期，唐宋时期流行于全国。 明清时期，匾额制作艺术高度发达，尤其是清代的御匾。 不仅在数量和工艺上超越了前代，而且制作和赠送牌匾的工艺和仪式也达到了顶峰。

清代御匾一般分为两部分。 一是宫殿内使用的匾额，主要包括故宫和各皇家宫殿（包括宫殿、陵墓等）的宫门、房间的匾额，以及室内悬挂的各种装饰匾额。 二是礼匾，即皇帝赐予大臣的礼匾，包括赠予朝鲜、琉球等国国王的匾额。 当然，更多的是各地城市、寺庙、书院等建筑上的匾额、碑刻，以及赠予个人的餐馆匾额、碑刻。 清代皇帝御书匾中各种功能的匾额所占比例各不相同。 从宫内秘籍来看，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，道光皇帝共书写匾额29块，其中宫内各地使用的匾额有17块，占总数的60%； 皇帝赐予各地庙匾。 7件，占24%； 赐予大臣及其他大臣的长寿牌3枚，占10%； 授予外国诸侯王的匾额1块，占3%。

无论是宫廷匾额还是赠赠匾额，都必须遵循索取匾额的程序。 如果是宫匾，则由内务府首长赠送； 如果是地方牌匾，则由当地最高官员颁发，通常是总督或总督。 索要匾额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理由一定要充分，比如哪里新建的建筑竣工了，哪个官员立过功，当地哪个老人已经活了一百多岁了，“五岁”等。几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”、“亲访七代人”。 “是的，也可以索取御匾。通常，匾额的内容、数量、大小都要写在匾额上。清宫《诏书》记载：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十月西宁大臣玉鼎向慧觉寺扎木木羊呼图克图汇报祝皇帝长寿（生日）并捐资建塔，请求赐予皇家匾额。但玉宁没有报告该塔的规模和大小嘉庆皇帝非常生气，让军机处通知于宁，警告他之后，又让他把宝塔的各种数据重新包括进去，请重新——报价所需牌匾的尺寸。

清代皇帝大规模书写匾额，始于康熙皇帝。 从宫中的杂记来看，他一生仅为五台山各寺书写匾额就有46块。 相比之下，雍正皇帝就更加了不起了。 清宫里有一份档案记载，雍正称帝后，下令将他当太子时所写的匾额全部带回宫中。 好家伙，一共收回了458块牌匾。 赠礼对象上至叔公大臣，下至大臣、贡圣。 不过，在清朝历代皇帝中，拥有御匾最多的还是乾隆。 这与他在位之久、功绩之大有关。 嘉庆、道光时期，随着国运开始走下坡路，书写的御匾也少了很多。 这也与他们不热衷书法、字迹不好有关。 这种颓势在咸丰年间得到扭转。 咸丰皇帝虽然脚有点瘸，脸也麻了，但是他擅长书法，所以写了很多御笔匾。 他在位11年，写了660块匾额，而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在位30年，只写了437块。

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御匾再次流行。 但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故事。 同治、光绪当皇帝的时候，他们还很年轻，连字都认不出来，更别说写匾额了。 至于慈禧，也是一个赐匾的好人。 她后来学会了写字，只有当她觉得自己足够好的时候才开始自己写。 也就是说，这些孤儿寡母的御匾，大部分都是南书房的翰林和上书房的文人代写的。 不仅是匾额，其他御书都是这些诗人代写的。 据光绪年间档案记载，南书房、上书房为颐和园乐寿殿、依依殿、文德楼、朵房等地代写御匾、楹联136幅。 由于代笔辛苦，光绪皇帝还下令奖励每人卷袍料和普洱茶。

清代皇帝御匾的盛衰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。 首先，随着宫廷园林的不断扩建，对御匾的需求也随之增加。 乾隆、咸丰及后来的光绪年间，宫殿的改扩建工程刺激了对御匾的需求。 此外，清宫的匾额检查和匾额更换制度也促进了清代皇家匾额的不断创新。 清宫每年都会在宫内各处检查匾额。 皇牌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或更换新的是很常见的。 还有地方官，迎合好人，想方设法得牌匾。 例如，同治初年，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时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有时为部下的军功请匾，有时为重建军功请匾。小寺庙。 既然皇上正在崛起，他们都一一答应。 光绪年间，索匾制度不再严格。 就连在日本长崎重建孔庙的中国人，也得索要牌匾。 有的官员在40岁的时候还索要生日牌匾。 总而言之，这是一团糟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清代，一班多批量发行的情况很常见。 比如，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咸丰帝死后，年轻的同治皇帝即位。 按照规定，新皇帝每次登基，都要书写御匾，悬挂在文庙内。 当时，同治皇帝年仅6岁，握笔还力不从心，更别说书写匾额，便让翰林南淑芳代笔，由内务部制作管理。 太学文庙（国子监）悬挂一本。 同时，牌匾副本也移交给军机部处理。 曲阜圣公孔繁浩收回而制。 还赠他一支毛笔，匾额可以由孔府收藏，无需归还。 并命武英垫将抄写御匾，分发至全国各省、州、县、学校。

清代皇帝一般喜欢以匾额的形式书写御书，以二字、三字、四字匾最为常见。 御书无论有多少字，都不适合做匾额。 它们通常被制成水平悬挂或悬山。 清朝皇帝书写御匾有严格的程序，通常是皇帝先颁布圣旨，勾勒出题旨范围，并请南书房的翰林起草字句，恭谨抄写。黄纸或黄纸折给皇帝。 圈选择。 这个过程在宫里被称为“色情”。 皇帝会根据自己的喜好，用红笔在大臣们所赐的黄牌上圈出想要的字句。 这个过程被称为“绕朱”。 诗人与皇帝交情的整个过程，用宫廷术语称为“独行”。 皇帝定下字句后，传旨到内务府或茂勤堂取纸墨，其中有书写用的格纸。 格纸通常根据法令和文字的大小，用灰线弹奏。 很暗。

御笔匾上的字通常是皇帝亲自书写的。 写完后，请人直接从茂勤堂取宝物。 有时，由于匾额所需的字太大，皇帝一般不会按原来的大小写，而是要求官员写完后放大。 清朝末年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书法功力有限，就让官员们写好书法，然后自己描在纸帛上。 有时，皇帝还要求代笔人在他们的作品上“保卫大臣的钱财”。

据《清宫志》记载，御匾的书写、布局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定和术语。 “天头”、“极角”、“开合”、“个”等词语用来表示纸上每个字的空间位置。 。

清朝皇帝的御书多写在纸上或丝织物上，称为“札记”。 一般用宝物来传达圣旨，没有铭文。 清朝皇帝的匾额通常使用皇帝各自的“御宝”。 印章直接置于牌匾上方，称为“印额”。 一般只会使用一件宝物。 慈溪是个例外。 她平时喜欢在牌匾上使用三块方形宝物。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纪念慈禧的牌匾。 三块匾额一般右侧写有“太平仁慈，天地相合”，中间写有“慈禧太后御笔之宝”，右侧写有“天地心中数梅花”。左边。 匾额印章一般写完后到茂勤堂盖章。 但如果是木匾，则需要将皇帝指定的御玺放大，制作成宝样的印盘，然后将原稿和宝物样品提交内务部制造处。 楼署刻印，填墨。

清代皇帝御书匾额的制作主要由内务部造办所承担。 内务部制造室是专门生产宫廷陈设的机构。 按工种分为各种生产作坊，主要有如意阁、木工、刻工、铜工、漆工、装裱等，康熙时期多达40个。 除了宫内的各种工程和亭台楼阁外，南方的杭州织造、苏州织造、江宁织造等，包括两淮盐政、长芦盐政等也承接了宫中的御匾。

至于地方的御匾，通常是皇帝将匾上的文字送给总督，然后由地方官员挑选当地的工匠进行布局和制作。 如果御匾被送到外国封臣，通常是由内务部制作并以原包装运输。

清朝皇帝的御匾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匾额艺术的巅峰。 清朝皇帝的御匾制作十分讲究。 从材质上来说，主要有纸、丝、木、铜、金、石、玉、珐琅等。御匾字体大多与清朝皇帝的个人书法爱好有关。 顺治、康熙以后，欣赏唐代的各种书法书法。 比如康熙、雍正皇帝研究董其昌，乾隆皇帝研究赵孟俯。 清朝皇帝的匾额以楷书为主，也有楷书和行书。 清代的御匾，尤其是宫廷中使用的匾额，一般都是满文和汉文，定制的满文（左边是文字）、汉文（右边是文字），但也有错误的情况。 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内务府发现新建热河避暑山庄外八寺中须弥福寿寺御匾为“右满”、“左汉”。 乾隆帝调查此事，但茂勤殿总太监等官员记不清，又无记录可查，于是下令更换匾额。

清朝皇帝的御匾形状多种多样。 一般来说，门匾、宫匾多采用“朱砂漆、绿地、金字匾”。 宫外的匾额中，最著名的就是龙匾，而室内的各种匾额的造型更是多种多样。 例如有框匾、卷轴匾等形式。 其中以宫廷中称为“一块玉石”的匾额式，即镶玉匾额式为主流。

清代御匾边框上的装饰图案有“万字端”、“九龙纹”等名称，最常见的是“灯草纹”。 从记录光绪末期宜銮殿匾额框架修缮的档案来看，全部26块方匾中共有“万寿无疆”等12种匾额。

清皇帝御匾上的文字、章节内容，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和意志。 宫廷匾额大多表达正统思想。 三正殿、后三宫、养心殿是清统治者处理政事的地方。 他们的牌匾大多来自十三经中的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。 例如，著名的太和殿正中悬挂着顺治皇帝亲书的“正大光明”匾额。 “正大”出自《周易·大庄》，意为“正大，天地之爱可见”； “光明”出自《周易·钱》，相曰：“天之道，益而光明”。

除了正统的讲道之外，还有一些带有淡淡书卷味的匾额。 就连深宫的匾额，也会追求汉宫秋月、小桥流水的意境。 如“山响琴清”、“云清松落”、“一壶天地”等，圆明园、避暑山庄等地的御匾连更倾向于这个方向。

此外，皇帝还喜欢用一些警句作为御匾。 比如，道光皇帝就对“动静须谨防思变”情有独钟。 道光元年至三十年，他亲笔书写匾额九块，挂于养心堂等多处。

与宫廷匾额相比，清朝皇帝在匾额文字的选择上似乎有更多的自由。 除了皇帝直接书写宫殿、殿堂、寺庙名称的匾额外，匾额的选字有很大的自由度，但也必须有针对性，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对象。 ，牌匾的内容也应该相应。 外部匾额中，以赐于各寺庙的匾额最为常见。 如果是有庙号的匾额，则在庙号前加上“皇”字。 如果是圣匾，则前面加“皇帝”二字。 寺庙匾额上常使用“大乘开悟”、“莲花云液多多”等字样。如果是书院，则常使用“理学校长”、“人圣天梯”等字样。 例如，授予地方官员时，文官多用“省清标”，武将多用“干城卫”。 如果送给八旗闲人就是“睡云卧月”，如果送给和尚就是“华藏禅林”，如果送给僧侣就是“华藏禅林”。老百姓，那就是“欺腹行和平”了。 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文字和篇章，灵活多情。

随着对御匾的需求量不断增加，加上后来的皇帝和大臣们知识都不如前辈，出现了匾额相互碰撞的现象。 例如，道光帝曾亲笔题写“绥江西湖”两块匾额，分别送给两广总督耆英、四川总督宝兴，作为寿辰匾额。 同治、光绪时期，由于文字不够，宫内匾额上的文字变得更加平民化。 慈禧干脆下了一道圣旨，直接要求南书房的翰林官员在黄碑上书写“吉祥字”。 例如，咸丰皇帝题写养心殿东佛堂的“永保清朝”匾额，代表了晚清匾额吉祥字的一种趋势。

除了请、制牌外，迎宾、挂牌也有相当严格的制度。 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，追查刑部员外郎长随。 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他承接迎匾大典时，没有准备黄阁轿，而是用了彩花宁轿。 在领取牌匾的同时，他穿的衣服也违反规定，受到了惩罚，可见制度的严格。

另外，悬挂牌匾也很有讲究。 例如，在山东泰山的碧霞元君庙，清代历代皇帝都有御匾。 嘉庆十九年（1782年），嘉庆皇帝听说殿内历代皇帝的御匾排列有问题，便将雍正皇帝的御匾悬挂在正殿内。 其中，旁边还挂着康熙皇帝的匾额，所以他特命山东巡抚检查此事。 后来查明，寺内的康熙皇帝御匾因火灾被烧毁，所以雍正皇帝的匾额就悬挂在寺院中央。 虽然是虚惊一场，但也说明了皇帝们对于御匾布置的认真和细心。